16笔者估计立法者之所以规定不收费是将此处交管部门的挪车行为理解为行政机关的直接强制执行。
4．规范内部程序，强化规则意识。（三）政府应主动关心服务到家，推动基层公务员行动服务机制，针对有需要民众提供主动到府服务。
以五项核心职能为框架构建行政职能体系。[3] 祝捷：《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回顾和反思》，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65]在大部制下，大部内各职能部门分工合作，人、财、物等资源得到有机整合和充分利用，部门内资源充分共享。[46]因此，深化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作者简介：戢浩飞，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译者简介：《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月期 进入专题： 机构改革 行政职能 行政任务 内部行政 。
比如退伍军人管理局处理退伍军人的所有问题，包括医疗、法律和其他问题。[21]为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使党能总揽全局，将职责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优化部门职责，形成党政协同的大部制。【中文关键词】 责令改正。
因而责令拆除在建违法建筑的行为在不同情形中都应该属于责令改正，而非行政强制措施。然而对于在建违法建设的情形则比较复杂。后者则本身就是一种意思表示，不需要与物理性强制行为结合就能产生法律效力。此类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完成时态违法与进行时态违法两种类型：前者指行政违法行为的实施状态已经结束，不具有可终止性。
主权国家通过法律规范所设定的是抽象化的法律义务，这种抽象化的法律义务并非针对某个特定个体，而是针对不特定社会主体设定的能反复适用的法律义务。笔者将责令改正行为的一般法理特质归纳为：责令改正是行政执法者具体化行政违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行政法律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
责令恢复原状是责令改正意思表示中的第二层含义，这一层意思含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行政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从而使社会秩序还原到理想法秩序所要求的秩序状态中。而威慑需求则是指对破坏理想法秩序的行政违法者实施惩罚，威慑行政违法者或其他潜在的行政违法者不敢、不愿或不能再实施行政违法行为。因此分析责令改正意思表示内部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先分解行政违法行为的内部基本结构，然后再研究其对应的责令改正形态。[8][美]马修·戴弗雷姆：《法社会学讲义——学术脉络与理论体系》，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如损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违法行为就属于完成时态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企业持续进行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就属于进行时态的行政违法行为。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是违法者通过积极的作为行为，违反了理想法秩序中禁止性法律规范[10]所要求的不作为义务。前者主要是针对诸如违法生产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等具有物理形态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而言，行政执法者可以通过要求行政违法者销毁违禁农药从而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恢复到理想法秩序状态中。因为责令改正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意思行政行为，[9]即只要行政执法者作出责令行政违法者恢复理想法秩序的意思表示(如向行政违法者出具《违法行为责令改正通知书》)，那么该行政执法行为就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其意思表示所确定的义务就是行政违法者依据法律规范规定本应履行的第一性法律义务。
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是从责令停止违法建筑设施建设的行为目的角度，而非从其法理特质角度所作出的判断。其次对责令改正意思表示的内部行为结构进行剖析，探索责令改正可能包含的下属行为概念。
而行政处罚的法理特质则是要求行政违法者承担第二性法律义务(法律责任)，通过惩罚使其产生切肤之痛，从而实现法律规范的威慑功能，防止其再次违反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并且对其他潜在的行政违法者产生警告效应，向其展示怠于履行第一性法律义务所产生的真实不利后果，刷出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感，其制度面向是朝前的，用以满足理想法秩序被破坏后所产生的威慑需求。[14]胡建淼、吴恩玉：《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属性》，《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此外，在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混合形态，即对于需要经过行政许可才能作为的第一性法律义务，行政违法者在没有获取行政许可的情形下违背第一性法律义务的要求实施了作为，此时未申请行政许可的不作为形态与之后的作为形态混合共同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就是由未申请排污许可证的不作为形态与排放污染物的作为形态混合共同构成。[11]如机动车生产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生产机动车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的行政违法行为，虽然并没有产生物理可视形态危害后果，但是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类似行为，导致主权国家确立理想法秩序的立法意志对社会主体行为的影响力削弱的危险。第二，责令改正的表现形式是行政执法者对社会主体第一性法律义务进行具体化的意思表示。叶晓川：《责令改正的规范性研究》，《河北法学》2017年第8期。这主要是针对可以补正的行政违法行为，如对于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即开始建设的违法建设行为，行政执法者就可以先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要求违法建设者停止建设、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实体危害后果意指行政违法行为实施后造成的物理可视形态的危害后果，典型如生产企业违法生产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
如对于正在违法排污的企业，行政执法者就应首先责令行政违法者停止违法排污行为，然后再责令其恢复原状(清理违法排除的污染物)。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不实施行为状态，无法区分违法的完成时态与进行时态，都应属于进行时态的违法行为。
由于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排污口本是建设主体依法应尽的第一性法律义务，一旦建设主体违反该义务建成了排污口，那么责令其拆除就属于恢复到法律所要求的理想法秩序状态中，并没有对建设主体施加额外的惩罚，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应属于责令改正。[9]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四版)，第189-190页。
这种立法现状反过来又导致学者们对责令改正行为的理解紊乱，相关理论研究陷入成文法繁杂的立法词汇中不能自拔，陷入理论缺失与立法混乱两者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因而此处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行为应该属于责令改正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所导致的理想法秩序的破坏随即会引发两种维系社会秩序的需求：恢复需求与威慑需求。如上文所述，行政强制措施与责令改正的关键法理特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意思表示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与之后的物理性强制行为相结合才能生效。
这一责令行为的主要目的也并非在于恢复理想法秩序状态，而是为了通过对违法排污的生产主体进行惩罚来实现威慑的目的，防止违法排污的行为再次发生，这符合行政处罚行为的法理特质。[12]因为行政执法者作出的这一意思表示，其内容是要求实施超标排放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的生产主体停止排放行为，并消除违法排放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第二阶段是行政执法者责令生产主体恢复原状，对应于法条中所表述的整治一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将行为所产生的危险作为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必备要件。
简言之，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与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关键法理特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独立产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而后者中的意思表示必须与物理性的强制行为相结合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是责令改正意思表示中的第一层含义，这一层意思含义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破坏理想法秩序的状态持续存在，阻止危害后果的继续产生与扩大。
但是，虚体危害后果是无所谓恢复的，因为秩序被破坏的本身是已经发生的不可逆事实，时间维度的延伸是单向不可倒转，已经发生过的行为(无论是作为抑或不作为)作为既成事实是不可消灭的。由于行政执法中的责令改正所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的意思表示内容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行政违法行为会呈现不同的形态。[2]程雨燕：《试论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之制度归属——兼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恢复需求是指恢复到理想法秩序所要求的原本秩序状态中，修补被行政违法行为所突破的秩序边界。
由此可见，责令改正行为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之间关键的法理特质区别在于前者仅是行政执法者的一种意思表示，行政执法者在实施该意思表示时并没有与行政违法者之间产生物理性的链接，而是通过认知观念的传递与行政违法者的主动接受来实现意思表示所主张的义务内容。后者指行政违法行为的实施状态正在进行中，具有可终止性。
[1]胡晓军：《论行政命令的型式化控制——以类型理论为基础》，《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3期。详言之，由于责令改正行为包含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恢复原状两个阶段，行政执法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行为也就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政执法者责令生产主体停止违法排污的行为，对应于法条中所表述的限制生产、停产一词。
疏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理清责令改正行为在法理上的本质特征。程雨燕：《试论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之制度归属——兼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